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先生文明起源理论中最为人知的满天星斗说。

（强调符本文）[24] 应当认为，阿斯曼的上述见解是雄辩的—为了确保保护规范理论作为解读法律规范之主观法内容的可一般化的尺度的开放性，的确使之带有某种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是必要的和可接受的—毕竟要以规范为线索。第二、该义务至少也服务于个人利益，即该法律规定—至少也—以保护个人利益为目的。

如果说法律关系理论已经跳脱现行法，那么其对保护规范理论的批判将不得不面对以立法论批判解释论的反驳。在此意义上，本文认为，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的开拓性意义应予确认。[30]所谓分配行政，并非与秩序行政、给付行政并列的另一个行政法部门，而是将秩序化与给付现象囊括起来、嵌入连通管系统的一种思考方法。[31] Schmidt-A?mann, Das allgemeine Verwaltungsrecht als Ordnungsidee und System: Insbesonderezur Bedeutung von Rechtsform und Verahren im Verwaltungsrecht (1982), S.18-23.转引自山本隆司『行政上の主観法と法関係』，有斐閣2000年247頁。这个一般权力关系概念，在与我们所熟知的特别权力关系的对比中可知，其所指向的是迈耶企业国家观下的公权力观念：公法就是关于公权力拥有者这样参与的、并由此公权力本身也参与了的关系的规范。

公权利理论的提出与展开不仅是基于体系的观点，还包含着实践性志向乃至作为启蒙之结晶的政治哲学。[43] （二）结论与课题 本文以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为契机，结合公权利理论的特质与时代意义，对主观公权利的观念与保护规范理论的构造进行了考察。阿部照哉教授的宪法世界 2014年1月，我率团赴日访问了京都大学等著名高校。

虽然短短的三个月的访学，但对我来说收获非常大。虽然这份问卷调查报告没有正式发表，但调查结果对我内心的冲击是比较大的，我发现轰轰烈烈的宪法宣传与实际民众心目中的宪法形象是有距离的，现实中的宪法并不像宪法文本那样完美。我比约定时间提前十分钟到研究室，到时间时敲门，阿部老师亲自开门，亲切地说，欢迎到京大学习。曾任日本公法学会理事、比较宪法学会理事长、近畿大学校长等职务。

2009年8月权宁星教授因病去世后，许老师还专门发去唁电，深表哀悼。对一个本科生来说，能收到一位学术大家的回信是非常激动的一件事，对我复习也是莫大的鼓舞。

先生在宪法学研究中，特别重视翻译工作，曾参与翻译多部德国公法学著作，如罗文斯坦（Karl Lowenstein）的《现代宪法论》及《英国政治》、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的《一般国家学》、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宪法论》、黑塞的（Konrad Hesse）《西德宪法纲要》、莱布霍尔茨(Gerhard Leibholz)的《现代民主主义之构造问题》等。当时，法学所和法律系是各自独立的单位，还没有成立法学院，但学术上的联系是比较多的。先生曾于1957年受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留学，在两年半的留学期间内于法兰克福大学、哥廷根大学等受教于当时德国宪法学权威黑塞（Hesse）、斯门德（Smend）教授，对德国宪法学的研究愈发深入。先生在得知我对于宪法学研究的一些困惑时，便对我说：「现实环境的不理想，与将来的宪法发展并无直接关联」，并以他个人为例，告诉我研究比较宪法对于本国宪法的意义所在。

在硕士阶段，我主要研究选举制度，跟着王向明老师参加了北京市人大的一些调研活动，有时也协助王老师整理选举法修改等方面的资料。后来我负责宪法学研究会的一些工作，他满腔热情地支持我的工作，每次出版新的书时，他都寄给我一本。1975年发表的「宪法解释学的方法论」一文奠定了他在韩国宪法学界的学术地位，形成了以「中庸」与「批判」融合的宪法学（申宇澈语），特别是宪法解释学的基本风格与框架。20多年前，我曾作为访问学者，在京都大学这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学度过了一年多的访学生活。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是，日本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和平宪法，宪法奠定了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中国要发展经济，让国民富有，需要修改好宪法，用宪法力量推动改革开放。他对我的研究计划比较满意，同意做我的指导老师，并寄来办手续的一些资料。

丰富而本土化的宪法实践，使许崇德宪法学具有本土的气息、人文的感染力与生活化的哲学思想。在不到20平方米的研究室里，四面墙都是书架，很多是外文书。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法学家，张老师心中有学者的爱国情怀，关注现实中的宪法问题，为学生展现有血有肉的宪法学情境。开始准备考研的时候，我主要看了北大的教材，准备报考北大宪法专业。在我心目中，许崇德宪法学是扎根于中国大地、接地气的宪法学，它面向中国问题，回答中国问题，充满着学者的爱国主义情怀。从第一次见面后，先生每两周安排时间交流有关学术方面的问题，并专门安排学术助手提供相关的参考书。1953年，许老师参加了农村的粮食统购和全国普选试点工作，然后到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的资料组工作，见证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特别是《宪法学原论》是一本标准的宪法教科书，也是标准的宪法解释学书，对宪法原理、宪法制度、基本权利等基本问题的精细化解释，形成了体系化的解释技巧。

笔者在访学期间，权教授非常关心我的学习与研究工作，想办法为我的研究提供各种便利。由于从50年代开始就亲身参与中国生动的宪法实践，许崇德宪法学也成为「实践宪法学」，面向中国问题，解释中国问题，始终以建设性的态度推进本国宪法的发展。

作为日本宪法学重镇之一的京都学派，虽与东京学派同属立宪主义学派，但在解释方法上却存在相当差异。晚年的许老有时也对中国宪法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所困惑，当内心的信念与政治现实有冲突时，他有时表现出担忧。

1983年三年级第一学期学年论文时，我选择「违宪」概念作为论文题目，探讨违宪、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在进行宪法学研究时，先生是以德国宪法学的理论和判例作为素材进行研讨。

也许出于对学术大家的崇拜，我斗胆给许老师写了一封信，讲了一些复习中遇到的学术问题，同时希望了解人大对研究生的基本要求等。1979年，许老师参加《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与《选举法》的草拟及修改工作。我的博士论文便选择以亚洲立宪主义为主题。在恶劣的环境中，他也从不停止学术的思考。

因当时刚刚留校，法学所工作比较多，没有考虑报考博士。但听了几次宪法课以后，张老师所描绘的宪法世界深深吸引了我，特别是他用房子结构来说明宪法是「国家地基」的道理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宪法学的魅力，在朦朦胧胧的法学概念中，宪法概念占据了一定的分量。

大学毕业后，许老师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国家法（宪法），开始了长达六十多年的宪法学研究与教育生涯。先生此举，之于西方立宪主义亚洲化，意义深远，自不待言。

他主张的宪法解释学基本要义是：在宪法规范与现实关系中引入宪法解释功能，合理确定解释的空间与界限。他有著名的三论，即《宪法论》《法论》《比较宪法论》，在他的宪法学体系中法、法理、政治与宪法是融为一体的，法中有宪法，把宪法的解释引入到政治过程，使宪法理论体系更符合现实。

许老师一生中撰写了大量的宪法学论文、教材与专著，其中像红线一样贯穿的学术脉络就是历史宪法学价值，始终把历史分析作为宪法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其传世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是许老师历史宪法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将宪法解释具体化，在具体问题中论证解释的客观性，如他在领土、政党等问题的研究中合理运用目的论解释。他对法理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研究造诣很深，能够跨越法理、宪法与政治学等不同的知识体系，思考宪法学知识谱系的创新与发展问题。每次我从韩国开会回来，许老师都会询问权宁星教授的情况，特别是权宁星教授生病期间，许老师多次写信问候。

他心中始终牵挂着民众的生存与尊严，把宪法看作民众生活的一部分，赋予宪法学浓郁的人文主义哲学气息。宪法制定后，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国家法」课程更名为「中国宪法」。

我在宪法学研究中强调历史—文本—解释—实践四位一体方法论是受了四位老师的学术影响。先生之平等理论影响至今，被认为是奠定了当今日本宪法学平等研究之基础。

在那么多可选的论文题目中，选择宪法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并不是偶然的，张老师的宪法课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当对宪法学一些概念出现「非学术性争论」时，他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可行的途径提出学术观点，对我们起草的报告老人家认真修改，希望在宪法学基本问题上为宪法学者赢得尊严。